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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清代的自耕農和自耕農經濟(2)

    發布時間: 2011/11/4 13:31:05 被閱覽數: 次 來源: 《清史論叢》
    文字 〖 〗 )

    比較起來,山東省的土地集中程度在北方諸省中可能是最高的?滴跛氖,康熙帝曾稱:“東省與他省不同,田野小民俱系與有身家之人耕種!33雍正末,河東總督王士俊更明確指出,“有田自耕之民什止二三,其余皆紳衿人等招佃耕作”34。不過,我們認為主要指魯西一帶,在膠東等有些地方,沒有他們說得那么嚴重,有關北方自耕農數量問題,有的學者提出:“大江以北黃河流域多自耕農,而且基本上是自耕農!35如果這個說法能夠成立,那么北方自耕農數,在總體上至少要超過整個農業人口的一半。 


        南方諸省租佃制發達,自耕農數比例低于北方,有的地區還出現“貧民之食于富民者十而九”36,或“其有田而耕者什一”37的局面,但仍存在著自耕農活動的空間。自耕農比例較大的安徽省,直到乾隆以后,有的州縣還是“佃田而耕者僅二三”38,“招佃十過其五”39,自耕農比例大致保持在接近一半或半數以上水平。在清初,四川省地權的分散是很突出的,直到乾隆初中期,自耕農還優勢明顯,以什邡縣為例,乾隆十一年編審登錄,總共6089戶,有主戶5908戶,佃戶143戶。40有主戶是指承擔賦稅的地主和自耕農,而在地主和自耕農中,自耕農又絕對占有多數,因為我們只要從143戶佃戶數中就看得很清楚了。乾嘉以后,四川的土地集中勢頭加快,但至20世紀30年代,據抽樣調查,成都平原的土地守業情況:占44%數掌握在自耕農手里,另有10%屬于半自耕農41。再如川北的廣元縣,也是“農多自耕,佃農較少”42。成都平原是四川乃至全國的糧倉,其田土素為地主勢豪所覬覦。而四川又不像長江中下游,近代曾經歷過太平天國的洗禮,地權關系有過不同程度的大變動。按照這樣的情況,在鴉片戰爭前夕,四川至少仍有占40%左右的自耕農。 


        蘇南一帶,向來被認為是土地高度集中的地區。但據章有義教授的考察,即連“其利倍于常田”的蘇州湖田區,“不足20畝的小土地所有者仍然占有土地30%以上”。他認為:從蘇州府長洲縣的魚鱗簿所見,“由康熙初年至1949年,二百七八十年間,地主包括富農同農民占地的比率幾乎穩定在65:35?磥,人們設想的地主所有制支配下地權不斷集中的必然性,在這里沒有得到證實”43。另外,像南方的不少山區、海島等一些流民進入的新墾區,因為相對的人稀地滿,在一段時間里,自耕農亦占有優勢。直到清末,自耕農仍占有將近一半的人口。 


        至于晚清情況,我們可以借民國時期的“農情報告”作為依據。按照1912年12個省、1120個縣的調查統計:自耕農在各農戶中所占比例為49%,其中北方地區占58%,南方地區占34%44。在以農業生產為主導的清代社會里,小農經濟中自耕農人數比例和土田占有份額比例的增加,對于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是有利的。清代自康熙中期以后,社會經濟凋零的局面快速得到改變,農業生產量獲得全面提高,與農民特別是自耕農民在生產生活中條件的改善,能較大地發揮生產積極性,有著重要的關系,反映了封建生產關系的松懈。 


    三、小農經濟的經營特點和自耕農家庭田場的經營規模  


        小農經濟的經營特點,是以家庭為單位小規模進行的。由于土地情況和耕作方式不同,一個完整男子勞動力耕作的土地是有限度的。乾隆初,署河南巡撫尹會一言:“蓋南方地窄人稠,一夫所耕不過十多畝,多則二十畝,力聚而功!;“北方土地遼闊,農民惟圖廣種,一夫所耕,自七八十畝以至百畝不等,意以多種多收”45。這說明以種植水稻為主的南方地區,因勞動力投入大,一夫所耕不過10畝到20畝;在北方旱作區,耕作相對粗放,一個勞動力耕田數就相對要大得多。富裕而以精耕出名的江南一帶,便有“人耕十畝”之稱46;江西、兩湖和四川等省的一些地方,則種20畝到30畝47。其他如“以今日論,一夫所耕,不能四十畝”48,此指河南中部平原人均耕作量;在陜西,“小民之家,或父子,或兄弟,大抵不過兩三人,竭其力作,可種旱田六七十畝,若雇一傭工,可種百畝”49,這里說的是8口之家擁有兩三個勞動力的耕作狀況。不過北方也有水田,這在很大程度上指具備井灌條件的水澆地,如“一夫之力,耕旱田可三十畝,治水田不過十畝”;“凡農治田三十畝,水田則減三分之一”50。還有更少于10畝的:陜西城固縣,“一夫田不過五畝,農無閑工,亦無余粟”;河南嵩縣,“水田,上農僅治數畝,人自為力”51。在東北關外,以坰計畝積,坰也叫日或天,意思是一個勞力一天的農田工作量。順康時人楊賓曾言:吉林寧古塔今寧安縣地,“不計畝而計晌即坰。晌者盡一日所種之謂也,約當浙江四畝零,一夫種二十晌”52。如此算來,一夫盡種約相當于內地80畝。在關外,同樣是坰,不同地區計量也不一樣,墾辟較早的奉天今遼寧一帶,分別有以6畝、8畝、10畝和12畝為坰者,可一夫耕種卻達不到80畝,因為農功之力已較寧古塔為精細了53。上述一夫或一家所種田土,很大程度上系指當時小農家庭農場能夠達到的墾殖規模,不過因為家庭人數有多有少,所出勞力眾寡不等,于是家庭農場的大小也不會一樣,大體說來,南方在10畝、20畝~30畝;北方旱作區是四五十畝、七八十畝到百畝不等水澆地20畝~30畝,這對自耕農是如此,對佃農也無例外,而且說的只是糧食生產,若種桑、棉、煙草或經營園蔬,投入的勞動力便要加倍乃至幾倍地增加。經濟收益高,農場規模卻需相對的縮小。 


        對于自耕農家庭田場的經營狀況,時人有各種描寫。土地資源緊張的江南地區,平均戶耕10畝,“中田一畝,歲出米麥豆三石以上,腴田歲出五石以上,是一夫之食也;若夫桑麻瓜果之田,歲出一二十金以上,是數口之糧也”54。10畝共獲糧食30石~50石;植桑麻瓜果得錢一二十金,除傭工等各項開支,無論是5口或8口之家,種稻有余糧,培植桑麻之類,投入大,然收益可觀。位于平原和丘陵之間的醴陵,在湖南是個中等農業縣,那里“農夫八口之家,耕不過二三人,田不過十數畝,收不過數十石,完官租,應幺役,又私自戚里往來,慶吊相仍,其所贏無幾。一家男女老幼,衣食嫁娶皆出其中,其儉者祈薪數米,尚足自給”55。因為種的只是糧食,收成單調,但以8口之家,耕10數畝,所出仍足敷用,顯示了自耕農的優越性。江西玉山縣,“山農半于野,農耕于野而近山且兼收其利。田間作息之間,旦晚以余力竭于之山,茶、桐、杉、竹及靛、薯、玉蜀黍可歲計收也,上田稻、豆、麥,歲三熟。近日高田刈早稻后即種山薯,其利倍收,則與上田埒。故業精于勤,農之智過于圣”56。山區生產條件較平原艱苦,然以玉山情況,一個5口或8口之家,有地十數畝至二十來畝,竭盡其力,在無意外情況下,一年下來,還可稍有剩余。嘉慶初,清朝政府在湘西乾州今吉首市、永綏今花垣、鳳凰等地開設屯田,各勇丁每名分田4.5畝,因“苗疆山田瘠薄,僅種谷物,所收無多,單丁尚可敷用,有家口者即難度活”57。對此,有人曾算過細賬:上等良田4.5畝,秋收谷15石~16石,除冬耘春耕及牛力、籽種、人工開銷,約耗糧6石~7石,余下8石~9石。因為是屯田,官租額高于民賦,外加踢腳、淋尖等浮收,真正能到屯種者手中的,不足3石~4石。設若中等或下等田,收入就會更少58。如此說來,類似湘西的南方山區或半山區,一個5口之家,上田需得20畝,中田約25畝~30畝,下田當需更多,才可勉強過活。 


        北方的生產條件雖有別于南方,但因田土高下等則不同,反映在人們為滿足家庭生活需求對土地量的要求也有不同。乾隆初,直隸總督孫嘉淦在談到該地區的情況時說:“若土肥水澆之田,得三五十畝即可家計饒裕;若系沙堿瘠薄之區,即有三頃五頃,而豐年歲出有限,旱潦即須賠糧!59所謂沙堿瘠薄之區,系指“豐年畝收不滿斗”,或常年畝收斗余的劣等地60。河南河內縣,“家有百畝,計歲所入,百指之需,足以有余”61。百指便是10人,10口之家有田百畝,便能過上小康生活,5口之家,40畝~50畝地,在正常歲月,也可吃喝不愁。乾隆時,陜西耀州知州侯玨說該州北境的一批原作放牧的馬廠地,土瘠力薄,“墾地一頃,間年力,僅種其半,大有之年,畝獲三斗”。耕種者刨除牛工種籽及稅糧,“合五十畝凈剩利銀二兩”62。耕種如此田地,即或人均10畝或十多畝,生活仍困苦不堪。 


        以上說的都是相對穩定狀態下自耕農的生產情況,實際上包括自耕農在內的小農經濟,時刻處于變動之中,有的屬于常規性變動,有的是非常規性變動。在常規性變動中,最常見的便是分家。中國崇尚“多子多!、提倡“養兒防老”,可在財產繼承上實施諸子均分制!洞笄迓衫袈伞罚骸暗帐幽,除有官蔭襲前盡嫡長子孫,其分家財田產,不問妻妾婢生,止以子數均分!63在“多子多!彼枷胫湎碌闹T子均分財產,每分一次家,對于自耕農民,便意味著田地和其他農業生產資料的一次大分散,兒子少數也有包括叔侄的愈多,分散也愈大。一個有60畝田地的小康家庭,由此可能變成兩個30畝、或3個20畝、或4個15畝之類的小家庭,這樣的事,在全國幾乎每天都在發生。64農民的經營能力,也會對自耕農家庭產生重要影響。有的家庭因辛苦積聚,又敢于作資本和勞力投入,使有田數畝、十數畝的生活拮據者,躍升為田地數十畝乃至百畝以上,人稱富裕之家,更有的還跨進到中小地主的門檻;但也有出力不勤,疏于管理,或雖竭盡耘耕,可種植單調,收入有限,或因后勁不足,不免陷于困境,甚至由此淪落為佃農或無田的傭作者。乾隆時王爾鑒在議論四川土著百姓田地常落入客民之手,其中的一個原因,就是“耒耜耘籽之工與勤,土著不及楚人,楚人又不及閩廣。力田不克世守,其業非嬉即惰,未可盡咎之他人也”65。另有人提到江南田產轉移情況時也說:“今置田之家多,而棄田之家少,轉移之機蓋在朝廷,而贏乏懸殊則勤惰!66此類基于經營原因造成自耕農經濟地位變化的,在清代更頻繁可見。 


        屬于非常規性變動的:有的具有一定的集體性,如官府增加田賦、差徭,超出了農民的經濟負擔,使其生產、生活難以為繼,造成眾多自耕農家庭的破產逃亡,這以清初順康之際為最常見,像湖南,雖是個土曠人稀、可以多占田號標產的寬鄉,但“其時大亂,漕重役繁,弱者以田契送豪家,猶懼不納”。更出現有“已存者又復逃亡,逃亡者難期再返的局面”67。再如甘肅,“小民畏懼差徭,必借紳矜出名,報墾承種,自居佃戶,比歲交租”68。因為不堪差賦重負,農民有田不愿耕,甚至甘居佃戶繳租求平安。到了晚清,層出不窮的差賦,已成為自耕農經濟地位惡化的一個重要原因69。另外像戰爭災荒,對自耕農生產的破壞也具有很大的影響。至于單個家庭出現的變動,更多的系指生老病死對家庭的打擊,特別是主要勞動力出現狀況,常常會釀成借債乃至典賣田地,使原本是無饑之憂或小康之家,一下陷于窘境,這也是小農經濟的脆弱之處。 


    四、生產條件變動和自耕農的生產狀況  


        清代中期后人口的急速增加,造成傳統農業區人地矛盾的加劇,以及因分家出現的家庭土地擁有量細小化傾向,促使人們在有限的土地上擴大投入,以增加收入。清代在農業種植上,除少數限于自然條件只能一年一熟者外,北方普遍實行兩年三熟制,南方則實行一年兩熟乃至三熟制。再如擴大經濟收益高的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,以及從事各種副業生產,都顯示了人們為應付人均土地減少趨勢所作出的努力。番禺人林伯桐在《食力》篇中稱:“或謂生齒日繁,無可耕之地,信乎!日固然也,而不盡然!70所謂固然,指其所言屬實,至不盡然,是說耕地少了,不等于活不了了,因為“民勞則思”,可以通過盡心盡力,改變局面。包世臣更明白指出:“論者常日:生齒日益,而地不加多,是以民必窮困-非定論也!71又說:“夫天下之土,養天下之人,至給也。人多則生者愈眾,庶為富基,豈有反以致貧者!72 


        很多事實證明清代農民在挖掘生產潛力上所作的努力。江蘇常熟、昭文等縣人稠地缺,那里市場經濟發達,謀生之路多,“水鄉農暇則操舟捕魚;附郭農兼鬻蔬菜,織曲薄為業;傍山農則伐石擔樵,皆不專仰食于田……為謀生之方不出一途也”73。福建安溪,是個山區小縣,乾隆中期后,農民的種植選擇有了新的擴大,“曩耕于田,今耕于山;曩種惟稻黍菽麥,今耕于山者若地瓜、若茶、若桐、若竹、若松杉,凡可日用者,不憚涉山巉巖、辟草莽,陂者平之,罅者塞之,計歲所人,以助衣食之不足”74。還有像湖南溆浦縣,也是在乾隆時,農民于種“稻谷之外,雜糧、油、蠟之利資于山者,足佐稻谷之不逮”75。江西永豐縣,以往“農人三時作苦,一時休息,今則無片刻之暇;曩多荒土,今則嶺植山茶即木子、桐、杉、松、竹,洲種麥、麻、棉花、姜、蔗,皆物土之宜而布利者”76。陜西韓城縣,以饒水產稻著稱,乾隆后,有的地區中人之產田不足5畝,于是種麻枲、木棉,取其利二倍于稼禾,近山又收果木之利,并種藍為淀,淀收則復以谷,谷收后復以麥,如此辛苦,唯求以巧種補缺77。有人批評某地區人們只怪生產條件不好,以致“室如懸磬”,實際是“男不桑麻,女不蠶織,俯仰無資,公私交逼,非天時之失收,乃農人之不力苦”78。 


        講求精耕細作,不斷加大對土地本身的投入,這在清代也很突出。道光時,河南輝縣縣令周際華在《勸農》文中談及該縣民食之艱辛,認為“生之者眾,食之者寡”固然是其原因,但更重要的卻是“以生之中,力不勤,糞亦不講也”79。還有人針對直隸北境和山西的一些地方,畝收低下,提出此乃“溝洫不修,而號為農者,亦鹵莽滅裂而不盡其道也”80。所以在當時,強調精耕多收,已成為上至朝廷、官府,下及一般士民勸農、興農的一項重要內容。有言稱:“廣種薄收之說,真誤人不淺,莫如少種勤耕,糞多二倍,其所獲亦相當!81又說:“凡治稻皆宜精,雖地寬之處,廣種薄收者多耗本,又教惰,且不保歲!82浙江常山知縣孔毓璣,自以為曾“鄉居諳熟農事”,特提出“農八條”,即:“農貴乎力勤”、“農貴乎糞多”、“農貴乎開塘”、“農貴乎置具”、“農貴乎通溝”、“農貴乎勤地力”、“農貴乎乘天時”和“農貴乎齊人力”。83應該說,這8條對增強農作內力,的確切中要點。更多農民是從生活實踐中悟出其中的道理。直隸鹽山縣,“地闊而土疏,磽確斥鹵,收入甚薄,地寬則種植貪多,而不務求精,堿汙之區,往往終世不糞其田。清末以來,地價驟昂,十倍于昔,而村氓有識者,漸易故轍,知糞溉鉏耨之不可以已。蓋生齒日繁,寬地亦狹,則不得以人工補其缺陷”84。愈來愈嚴峻的生產條件,迫使農民改變傳統的耕作方式,代之以精種、勤種,盡管生產投入加大了,卻換來農業增產和傳統觀念的變化,這便是進步。 


        人口增加和家庭承種土地的不斷被分割,同時也促進了一部分自耕農向半自耕農轉化,有的則遷徙外地,另到土滿人稀之區墾種立業,更有擺脫農耕而成為其他從業者。這是因為維持小農經濟再生產,必須要有一定的土地數量為保證,當已有土地不足以養活家小、或維持規模生產時,便得通過另外途徑來解決。譬如向地主租田以彌補缺額,便是最常見的一種。租佃意味著生產關系的改變,原本完全由自己支配的產品,必須分出一部分交給地主。一般說來,自有土地少,租田就要多些,反之就少。清代中期后半自耕農的大量增加,正是這種情況的反映。至農民移墾外地,情況也有不同,有的是佃田而耕,也有通過向官府承領,或以低價認買而成為自耕農。由于此類自耕農不斷涌現,加上包括自耕農在內的小農與地主經濟變動所具有的雙向性質,即有上升,也有下降,從而使清代的自耕農始終能保持在一定的比例數上。而農民的非農民化,以及以雇工身份為人傭作,既保障了有地人家幫工的需要特別是農忙時期,同時也對維持小農規模生產起到積極的作用。清代江南地區之所以能在人口不斷增加的條件下,仍長時保持“人耕十畝”的水平,其中的重要原因,就是此地市場經濟發達,大小城鎮星羅棋布,像磁鐵一樣吸引著農村富裕勞力離田另謀生計,而且即使在農村,也不是非得從事耕作才能生存。85有言:“江南地窄民稠,借工趁食,力田之家十不二三!86此說雖似稍過,可著實說明從事農田勞力的大量減少,乃是不爭的事實。他若湖北應城縣,“石膏所產甲于天下,縋鑿販運,足贍數口,田賦中上,故人皆安土重迂”87;湖南辰溪縣,“山多田少,無田可耕之貧民所在多有,當農忙時為人雇工,猶可自食其力,及至秋后,無他藝業,往往多于鐵礦處所開采,以此自贍”88;還有像山西陽城縣,“縣居深山,民貧土瘠,稼穡尤難,非肩挑負販,不足佐其耕獲”等89。它們的表現情況各不一樣,但歸結都相類似,而且對保持農業生產活力和自耕農隊伍的穩定是有利的。 


        清代農業生產的成就,首先表現在糧食生產有很大的提高。因為只有當人們不先餓飯盡管對很多貧苦農民來說,吃飽飯的標準不高,才能談得上追求其他利益,如騰出一部分土地種植收益更高的經濟作物,或挖池養魚,飼養家畜、家禽。也才能出現大量農民向非農業行當轉移,從而促進了清代經濟的全面發展。在加速有清農業生產進步中,自耕農因其勞動積極性高,且有較大能力作資本投入而起著中堅作用。所謂“小戶自耕己地,種少而常得豐收”90,便是很好的證明。
     (郭松義 )


    注釋略

    編輯:劉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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